由行賄人代管賄款系受賄未遂還是既遂
中國紀檢監察報
由行賄人代管賄款系受賄未遂還是既遂
從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原黨組成員、秘書長蒲國案說起
圖為蒲國案庭審現場（視頻截圖）
特邀嘉賓
楊學艷 南充市紀委監委第十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胡 蒙 南充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三級主任科員
張 義 南充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
何嘉武 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
編者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一把手”腐敗案件，蒲國的違紀違法問題集中發生在其擔任蓬安縣委書記期間。在蓬安縣之前兩任縣委書記接連被查的情況下，蒲國棄守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但沒有致力于修復當地政治生態，反而自身頂風嚴重違紀違法，讓當地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態雪上加霜。為求“穩當”，蒲國對收受“大錢”慎之又慎，偏好通過收受紅包禮金等“小錢”斂財，為何其所收單筆金額在3萬元以下的財物最終未被認定為禮金而計入受賄數額？其收受蒲某全300萬元，并委托蒲某全代為投資，系受賄未遂還是既遂？本案對加強“一把手”監督有何啟示？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蒲國，男，1968年8月生，中共黨員。曾任南充市順慶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南充市供銷合作社黨委副書記、副主任，南充市供銷合作社黨委書記、主任，蓬安縣委副書記、縣長，蓬安縣委書記，南充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等職務。2020年11月，被免去南充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職務。
2010年至2020年期間，蒲國利用擔任南充市順慶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南充市供銷合作社黨委書記、主任，蓬安縣委副書記、縣長，蓬安縣委書記，南充市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工程承建商蒲某全等管理服務對象或下屬在工程項目承攬、資金撥付、職務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收受財物折合共計1013萬余元。
其中，2020年5月，蒲某全為感謝蒲國在工程項目承攬等方面對其提供的幫助，表示要送給蒲國300萬元。蒲國同意，并告知蒲某全錢不用拿給自己，放在蒲某全處用于開發建設二人共同在南充市順慶區瀠溪街道購買的土地。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0年11月16日，南充市紀委監委對蒲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次日，經四川省監委批準，對蒲國采取留置措施。2021年2月8日，對蒲國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移送審查起訴】2021年5月11日，南充市紀委監委將蒲國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南充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1年5月30日，經南充市委批準，南充市監委決定給予蒲國開除處分。8月27日，經四川省委批準，南充市紀委決定給予蒲國開除黨籍處分。
【提起公訴】2021年6月25日，南充市人民檢察院以蒲國涉嫌受賄罪向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2年3月4日，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蒲國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100萬元。目前判決已生效。
蒲國主要違紀違法事實發生在其任蓬安縣委書記期間，案件有何特點？對加強“一把手”監督有何啟示？
楊學艷：蒲國案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其一，以收受紅包禮金的形式斂財，大搞錢權交易。蒲國認為收“小錢”是紅包禮金，不是違法犯罪，因此對“小錢”來者不拒，對“大錢”慎之又慎。本案中，蒲國除收受其非常信任的“鐵哥們”蒲某全單筆300萬元以外，其余大部分是在逢年過節收受的金額在3萬元以下的所謂“小錢”。2015年至2019年，蒲國受賄次數高達379筆，涉案人員多達百余人。
其二，迷信風水鬼神，理想信念缺失。蒲國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組織信大師。在蓬安任職期間，安排風水大師為自己算命，到其辦公室和住所看風水，并隨身攜帶風水大師給其畫的“護身符”，以求官運亨通；甚至在聽聞組織對其審查調查后，還前往寺廟燒香拜佛，祈求菩薩保佑他平穩著陸。
其三，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污染一方政治生態。蓬安縣之前兩任縣委書記鄒平、袁菱先后被查處，政治生態受到嚴重破壞。組織任命蒲國擔任蓬安縣委書記，希望他能重構蓬安縣政治生態，然而，他卻辜負組織信任，對全面從嚴治黨工作不抓不管，對巡視巡察發現問題未徹底整改，自身要求不嚴不實，大搞權錢交易，導致本地區腐敗問題高發頻發。
胡蒙：蒲國在擔任蓬安縣委書記期間，作為“一把手”，不認真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黨建“第一責任人”責任，將主體責任落實在口號上，將決心停留在嘴巴上，唱功好，做功差。落實黨中央和省委、市委全面從嚴治黨相關精神僅僅停留在會議傳達上，傳達時將寫好的材料念一遍，表面強調一下，就認為是落地落實了。擺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自己不帶頭遵守全面從嚴治黨各項規定，自身腐敗，大肆收受財物。該縣多名干部聽聞蒲國愛財，爭先恐后以拜年拜節等名義向蒲國送錢，帶壞了隊伍，敗壞了風氣，嚴重破壞了當地政治生態。同時，蒲國在收受相關干部財物后，對發現的這些干部的問題不處置。比如，蒲國在收受時任蓬安縣財政局局長胡某某財物后，對胡某某的工作失職問題不處理、不追究。
鑒于蒲國違背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部署要求，在前兩任縣委書記被查處后仍然不收斂、不收手，頂風作案，大肆收受財物，辜負組織期望，影響極其惡劣，讓蓬安本就脆弱的政治生態雪上加霜，所以市紀委將蒲國這一系列行為定性為違反政治紀律，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
蒲國嚴重違紀違法案折射出三大問題，一是個別“一把手”理想信念喪失、精神之鈣嚴重缺失；二是個別“一把手”在工程建設、選人用人上的權力缺乏有效監督；三是個別“一把手”紀法意識淡薄，規矩意識不強。蒲國案再次表明，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對腐敗并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反而因其職位的特殊性、權力的集中性，成為廉政風險防控的重點對象，必須更加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監督。
辯護人稱，蒲國收受蒲某全300萬元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應認定為受賄犯罪，對此為何未予采納？該筆受賄系未遂還是既遂？
胡蒙：2011年，蒲國出資116萬余元與蒲某全合伙，以蒲某全名義購買順慶區瀠溪繭站附近土地（以下簡稱瀠溪土地）用于房地產開發，但由于拆遷等問題，該土地一直未開發。2016年至2019年，蒲國利用擔任蓬安縣委書記的職務便利，接受蒲某全的請托，幫助其在蓬安縣承攬多起工程項目，合同標的額共計1.5億元左右。在二人交往過程中，蒲某全陸續送給蒲國39萬余元，并向蒲國承諾，承建工程掙到錢后，會再給蒲國錢。
2019年上半年，瀠溪土地交付后，蒲某全代蒲國支付辦證、設計、土地打圍等土地開發前期費用8萬元。2019年夏天，蒲國將其收受的部分違紀違法款共計80萬元交蒲某全保管。2020年上半年，蒲某全告訴蒲國，二人購買的瀠溪土地準備開發，蒲國所占的份額大概需要投資400萬元。蒲國提出他本人沒有現金投資。蒲某全表示，錢的事情不用蒲國考慮，由其安排。之后不久，蒲某全告知蒲國，他在蓬安承攬工程大概賺了2000萬元至3000萬元，要送給蒲國300萬元。蒲國同意，表示這300萬元不用拿給他，就放在蒲某全處，加上自己之前放在蒲某全處的80萬元，用于投資瀠溪土地房地產開發。截至2020年11月，蒲國被留置前，瀠溪土地項目仍處于設計過程中，除設計等費用外，蒲某全未將該300萬元實際投入房地產開發。蒲某全被留置后，將涉案300萬元上交組織。
蒲國在任縣委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蒲某全提供了幫助，二人達成了收送300萬元的合意，蒲國收受該300萬元是典型的權錢交易，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應該作為蒲國涉嫌受賄事實予以認定。同時查明，蒲某全表示送給蒲國300萬元，但沒有實際拿給蒲國，也無證據證明蒲某全當時實際擁有300萬元，后期也沒有將300萬元投入瀠溪土地開發。是否實際支配受賄款是區分受賄罪既遂還是未遂的關鍵，現有證據不能證實蒲國實際支配控制了該300萬元，根據存疑有利于被調查人的原則，認定蒲國受賄300萬元未遂于法有據。
張義：蒲國收受蒲某全300萬元的事實，不僅有蒲國的多次供述，還有蒲某全的證言、相關書證印證，能夠認定蒲國受賄。蒲國是否實際支配控制300萬元賄款是認定受賄罪既遂與否的關鍵。
綜合在案證據，蒲國將受賄款放在蒲某全處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蒲國認為將錢放在己處不安全；二是瀠溪土地開發需要用錢；三是二人交往多年彼此信任，覺得蒲某全不會賴賬。從蒲國、蒲某全二人的主觀故意看，二人對300萬元行受賄金額認定一致，沒有產生錯誤認識。從客觀行為看，蒲某全告知蒲國，送給其300萬元，蒲國答應，二人達成行受賄合意，但現無證據證明蒲某全確實準備了300萬元給蒲國，也無證據證明二人達成行受賄300萬元合意時蒲某全實際擁有300萬元，截至案發300萬元也沒實際用于瀠溪土地開發，認定蒲國受賄未遂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當然，如果蒲某全在表示送給蒲國300萬元時確實準備了300萬元，或者其后按照蒲國的要求將300萬元投資到二人購買的瀠溪土地上，或者準備了專門賬戶用于保管送給蒲國的資金，都可以認定蒲國實際支配控制300萬元，受賄300萬元既遂。
蒲國在擔任蓬安縣長、縣委書記期間所收單筆金額在3萬元以下的財物，為何計入受賄數額？
何嘉武：蒲國受賄次數高達379筆，送錢的人更多以“聯絡感情”的名義，不提出具體請托事項，在逢年過節、探病之際送給蒲國所謂的“紅包”“禮金”等財物，且多數單筆金額為3萬元以下。蒲國的辯護人提出蒲國收受單筆數額在3萬元以下的財物系人情往來，屬于禮金，不應作為受賄款認定。
合議庭認為，人情往來系在親屬、朋友、同事等關系中因感情聯系而付出的開支。一般來說，親友不會因為某人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多給予禮金，國家工作人員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公職人員身份而只收禮金卻不進行回贈，或給予明顯少于對方所贈數額的回禮，雙方的往來遵循著社交人情的一般標準；送禮人未摻雜其他目的，對國家工作人員并無請托事項，國家工作人員對送禮人亦無承諾和謀利行為。
在蒲國受賄案中，行賄人給予蒲國財物，就是看中了蒲國的職務有為其謀取利益的可能性。行賄人期待通過蒲國的職務之便獲取不正當利益，為此主動給予蒲國財物。同時，行賄人給予蒲國財物的數額亦遠遠超出了行賄人日常所付出的禮金數額，這并不是行賄人日常的人情往來方式。蒲國和行賄人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或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他們之間的地位并不平等，行賄人只有“往”而沒有“來”，而蒲國收了他們的財物后并不會進行相應的“還禮”，行賄人給予蒲國的財物與蒲國的職權建立起潛在的或直接的聯系，這種對價關系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侵犯了公職人員職務廉潔性。
在綜合考量雙方關系、往來背景、往來緣由、往來方式、財物價值以及行賄人本人身份、經濟狀況、送禮習慣等因素的基礎上，我們認為，蒲國與相關行賄人之間的財物往來僅是單向向蒲國方流動，是司法實務中典型的“感情投資型”受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第十五條，“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累計計算受賄金額。”蒲國在擔任蓬安縣長、縣委書記期間，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和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等人的財物，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所收財物應當累計計算。由于蒲國收受某些對象單人多筆的財物累計數額已經超過3萬元以上，因此，對蒲國收受這些人單筆金額在3萬元以下的財物應當認定為受賄金額，故我們對辯護人的意見不予采納。